基于MCR模型的水网平原区乡村景观生态廊道构建

基于乡村文化复兴和生态保护的双重目标,将湿地、湖泊、河流等生态属性的景观成分与乡村文化资源,利用生态廊道与生态踏脚石进行连接,将生态景观与人文景观连接形成景观集合,具有生态保护和人文保护双重意义。该研究以长三角地区的浙江省嘉善县为研究区,以水域作为生态源,考虑生态廊道与文化景观的连接,采用形态学空间分析方法(morphological spatial pattern analysis,MSPA),考虑景观类型和人类建设干扰的影响,利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minimal cumulativeresistance,MCR)构建生态廊道,加入文化遗迹等景观的连接点进行优化,进而构建综合考虑生态景观与文化景观的生态网络。结果表明:研究区12块核心区作为生态源地,重要廊道有20条,一般廊道有46条,主要分布在研究区西北部及东北部;优化后的生态网络增加了11条规划廊道,连接30个文化遗迹点与生态斑块,形成3个区域文化与生态景观小网络,规划后网络连接度有了明显改善。生态廊道构建与乡村人文景观的连接,为水网平原地区乡村生态景观建设与历史文化保护提供了新的思路。     

征地冲突中多元利益主体决策行为的演化博弈模型与实证研究

立足于对农村征地冲突中不同利益诉求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探讨当前农村征地制度和征地过程中多方利益的冲突与协调问题。运用演化博弈论和实证分析法对高铁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征地案例进行分析,厘清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失地农民三者两两之间演化博弈的关系与过程,研究表明:(1)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失地农民的博弈中,主要考虑中央政府在地方政府违规时监管尽力的收益、中央政府实施介入的成本、监管失效带来的损失等因素;(2)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失地农民的博弈中,主要考虑地方政府选择违规的额外收益、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违规的罚款等因素;(3)失地农民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博弈中,主要考虑失地农民上访的概率、失地农民上访的成本等因素。并提出化解征地冲突可以从完善土地征用制度、规范征地程序、加强中央政府的监督职能和地方政府的权利管制及合理处理争议等政策建议。     

不同利益群体认知行为对农村居民点整治的影响

[目的]探索农村居民点整治中不同利益群体的认知行为的关注点及其相互影响关系,为新型城镇化下协调不同群体利益关系提供理论依据。[方法]利用博弈论和链接结构分析的HITS算法,挖掘不同利益群体对农村居民点整治的认知逻辑结构关系。[结果](1)专家群体的权威关键词是城中村等问题,中心关键词是农村居民点整治;(2)政府群体的权威关键词是城镇化,中心关键词是农民参与;(3)公众群体的权威关键词是宅基地纠纷,中心关键词是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结论]各个群体通过发表各自关于农村居民点整治问题的见解和观点产生相互影响,同时各个群体对农村居民点整治问题的认知存在着不一致性,而这种不一致性推动了不同群体更深层次的互动。建议政府一方面要加大政策的公众宣传力度,有效利用互联网平台引导公众舆论导向;另一方面建立和完善农村居民点整治的农民全程参与机制,保障农民权益,缓解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冲突。     

农村面源污染强度与生态非敏感性强度的空间耦合协调性分析——以鲹鱼河流域会东段为例

农村面源污染问题是当前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以鲹鱼河流域会东段为例,构建了农村面源污染强度与生态非敏感性强度的空间耦合协调度模型,并对各斑块的农村面源污染强度、生态非敏感性强度和空间耦合协调度进行了计算和空间分析。结果表明：鲹鱼河流域会东段虽然有60.55%的土地处于优质耦合协调区和良好耦合协调区,但仍然有11.96%的土地处于极度失调区,农村面源污染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依然非常严峻;耦合协调度的热点区和冷点区的空间分布非常明显,99%置信区间的热点区面积占56.08%,99%置信区间的冷点区面积占21.21%;养殖业污染是鲹鱼河流域会东段农村主要的面源污染源,是影响空间耦合协调性的主要因素。建议各乡镇科学地划定畜牧业的禁养限养区,合理确定养殖规模,推行种养结合和生态养殖模式;科学布设生态田埂、生态沟渠和生态池塘等系统,以防止农业尾水和农村生活污水未经任何处理直接排入河道;逐步降低和减少农村经济社会活动对生态环境尤其是生态高敏感区的农村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干扰。     

浙江省耕地质量多尺度空间自相关分析

掌握耕地质量在不同尺度下的空间特征,是有针对性地进行耕地质量建设与制定合理的管理措施对策的基础。该文运用基于Moran’s I指数的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以浙江省为例,分别进行省、市和县级尺度下空间自相关核算。结果表明:1)浙江省耕地质量3类指数在不同尺度下均呈现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具体表现省、市和县耕地质量指数的Moran’s I值依次降低,耕地自然等指数的空间集聚性受尺度影响最大,利用等次之,经济等最小,县级尺度的耕地质量3类指数Moran’s I值波动大于市级和省级水平;2)浙江省耕地质量3类指数Moran’s I值均表现为自然等指数利用等指数经济等指数,耕地质量的自然等指数Moran’s I值的变化幅度最大,利用等次之,经济等最小。研究结果显示耕地质量空间差异对空间尺度敏感,可为耕地分区利用管理以及土地整治工程设计提供科学依据。